一尊大佛的身前背后　

　　一尊巍峨庄严的大佛,几百年来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而神秘的消失。曾受众多香客顶礼膜拜的大佛,在香火缭绕逐渐淡去之后,超然物外、宠辱不惊地仍然坚守着他的佛缘状态,继续着他默默的思考。这尊大佛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沧桑?千百年来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与人间的悲欢?他那两扇如轮大耳听到过多少庙堂的私语和市井的喧嚣?那硕大智慧的头脑中一定封存着许多未曾载于史籍的重要信息,假如他能开口讲话、吞吐千年,那些让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悬案和谜底,或许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。

　　北朝时期,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。而这一时期北朝这个异族统治的开放,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内迅速发展的原因。著名高僧佛图澄得到后赵石勒政权的大力支持,在山西境内弘扬佛法、广收门徒,以致魏晋时期佛门高师名僧多出其门下。与释道安齐名的高僧法济、支昙、慧远、法显、云鸾等都是山西人氏。其中雁门楼烦人慧远与鸠摩罗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为泰山北斗。而平阳人法显则是中国历史上赴印度、斯里兰卡访学的第一人,著有《佛国记》一书。东魏时期代县僧人昙鸾是净土宗的开山鼻祖之一,东魏孝静帝称其为“神鸾”,日本佛界称其为本师,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庭。佛教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寺庙建筑的发展,有关资料显示,北魏、东魏、西魏皇室出资筹建寺院约47处,王公大臣筹建寺庙约830余处,民间出资筹建寺庙约3万余处。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广额高鼻,长眉丰颐,很似北魏鲜卑人的特征。东魏、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兴建的高潮时期。北魏永熙元年(公元532年),高欢灭尔朱荣,在晋阳建丞相府,坐镇晋阳前后15年。迁邺以后,晋阳仍是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城市。高欢父子笃信佛教,在晋阳城周边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。东魏末年,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开凿了数孔佛窟。高洋称帝后,在晋阳周边大造佛像寺庙,从天保二年(公元551年)到皇建二年 (公元561年)之间,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、崇福寺、童子寺等,多依山刻石,缘岩凿室,规模宏大,气势磅礴。事实上,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艺术,的确以一种“潜移默化”的方式起到了精神麻醉的作用,帮助了人数尚不占优势的鲜卑、羯、氐等游牧部族在黄河流域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。这或许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长盛不衰、佛雕石窟层出不穷的奥秘所在吧。

　　大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的。大佛比云岗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,比已被炸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0米;而他诞生的年代则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,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。他那双极富睿智与洞察力的佛眼,一定可以透过层层历史的迷雾与浮云,窥视到半个多世纪之后,一个全新的朝代的大旗由脚下这块土地揭竿而起;而泱泱大唐的威仪与强盛,那如日中天的辉煌将让世界为之瞩目与惊叹。因为,当进入隋唐后,便有一种成熟气象弥漫在历史的河床之上。

　　据传,起兵之前李渊曾祭拜大佛,当晚即得一梦,梦中竟见佛光普照,一位金甲神将飘然而至,手执一面“唐”字大旗,隐隐听到一个浑厚的声音:“得晋阳者得中原,得中原者得天下也。”李渊从梦中惊起,遂于隋义宁元年(公元617年)5月,在晋阳起义堂祭旗誓师,传檄天下,直捣长安。这不仅为大佛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,也使李渊起兵太原之举更具“替天行道”的色彩而显得师出有名。

　　当唐高宗李治携着武则天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大唐的发祥之地——太原,他们不仅去北都晋阳古城缅怀祖父的丰功伟绩,去文水慰问皇后的家乡父老,而且还瞻仰了大佛,表达对佛祖的崇敬与虔诚,祈求佛祖对大唐江山社稷的佑护。面对如山岳一般伟岸的大佛,他们“礼敬瞻睹,嗟叹希奇,大舍珍宝财物衣服”,并令并州官长“速庄严备饰圣容”,“开拓龛前地,务令宽广”。

　　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膨胀,使佛教与皇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。唐武宗即位后发出一声怒吼:“穷吾天下,佛也。”于是大规模的禁佛毁寺运动一时风起云涌,僧尼还俗,寺产抄没,各地庙宇拆毁殆尽。奇怪的是周围的殿阁虽亦失修破败,但大佛却毫发未损。直到元末战乱寺毁阁倾,残砖破瓦和山间泥石掩覆了佛身,显赫了800年的大佛从此埋没荒野、销声匿迹。当大佛再一次睁开佛眼遥看世界时,面对唐国故土翻天覆地的变化,大佛慨叹之余或当报以慈祥的微笑。如今,沧桑斑驳的大佛依然端坐于风景秀丽的石崖间,宽大的胸肩、修长的双臂从两侧石崖中呼之欲出,依然还是那样庄严、安详、仁慈、神秘……

　　这便是新发现并经过修缮的距太原西南20公里、屹立于晋阳古城西边山崖间的蒙山大佛。(稿源:文化传播网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