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老舍的温情待人

　　父亲的性格很复杂,似乎充满了矛盾,绝非一两句话能概括。

　　他本质上很严肃,很认真;但一张嘴,笑话连篇,让人笑得闭不上嘴。

　　他的作品诙谐、幽默、嘻嘻哈哈,非常俏皮,可是悲剧多,尽是忧国忧民的主题,到头来,是一腔伤心泪。

　　人多的时候,谈笑风生;客人一走,一句话也没有,终日是沉默的,非常喜欢清静。

　　他很和气,没有架子;可是,很有脾气,他不想干的,说什么也不干,他瞧不上眼的人,绝不多说一句话。

　　他十年住在国外,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,但是,在生活方式上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北京人。

　　他谦虚极了,从来不说自己的作品好,要说就永远说失败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;但是他很“狂”,从来不知满足,什么文体都敢招呼,老搞新试验,老别出心裁,老有发明。

　　他主张杀人,对军阀恶霸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恨之入骨;可是,他对朋友,包括对有很严重毛病的朋友,非常地宽厚,心眼儿特别仁慈。

　　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,总是锋芒毕露,谁都敢批,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。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:“我没骂过老舍!”看来,这很难得,不论是对胡风,还是父亲。

　　父亲在胡风的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。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、搞翻译、编《七月》杂志为生的。武汉撤退,杂志停刊,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。胡风曾向父亲求援,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。父亲求到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,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去任教,教“创作论”和“日语精读”。当胡风经宜都、宜昌、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,父亲便将聘书和课程表亲手交给了胡风,救了他的急,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。

　　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,父亲任总务部主任,胡风任研究部主任,两个人合作得很好,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到50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,父亲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,劝说,开导他。1965年胡风被判刑,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,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,胡风大悲,在离京前写了四封信,表示告别,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、乔冠华、陈家康和老舍。父亲可能是文艺界中惟一的收信人,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,不同一般。所有这些,大概就是那“我没骂过老舍”的来由。

　　父亲营救过不少位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。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、骆宾基、丰村、魏猛克、方殷等人。

　　作家魏猛克和诗人方殷是1940年5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,幸亏送行的诗人臧云远没有暴露,赶快赶回重庆向父亲报告。当晚文艺界正好有一个集会,原定有方殷朗诵,会前老舍正在到处找:“方殷哪儿去啦?”?云远赶到,向父亲详细诉说了机场上发生的事件。第二天父亲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,冯派参谋赵力钧去刘峙的卫戌司令部,搞清了秘密关押地点,正式向国民党要人。魏方两人得以释放。

　　1982年3月在济南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,老作家骆宾基送来了一篇文章,说他直到写文章的前不久才知道四十多年前营救他出狱的,原来竟有老舍先生。骆宾基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不论是会上会下,有许多机会和父亲接触,可是从未由父亲嘴里听说过这件事。直到他在报刊上看见于志恭写的一篇文章,才恍然大悟。使他感慨的已经不是父亲帮忙营救了他,而是父亲回避这件事,不想利用这件事,极力避免朋友之间可能出现的感恩色彩。他是全心全意在帮助朋友,不居功自傲,不求报恩,也不愿意事后给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负担。骆宾基先生在文章中写道:“这里,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属于一个作家心灵的点滴之一……在不布私惠上,是他平凡当中的不平凡之处。”

　　50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,父亲差不多都参加了,对有的运动他很积极,他曾到天桥去参加过斗争恶霸的大会,回来以后,写过一篇散文。那些受欺辱的妇女和老人的控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,他为镇压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霸叫好。对另一些政治运动,他虽参加了,但不太积极;显然有自己的看法,譬如对批判电影《武训传》。有一位从武训家乡来的文化工作者叫李士剑,在一次批判会之后,很内疚地找到父亲,告诉他:“今天的会我没有发言!”李士剑看见父亲坐在主席台上,以为父亲会责怪他不积极发言。哪知,父亲脱口而出是:“好!没发言好!”

　　父亲和作家、翻译家赵少侯是老朋友,早在30年代他们就合作过,一起合着过一部叫《天书代存》的长篇小说,是《牛天赐传》的续集。父亲还向赵少侯学过一点法文。在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中,赵少侯也被冲击。有一次在文联大楼里开会,父亲坐在主席台上,赵少侯坐在大厅里,他找了最后一排的一个偏座,不想让大家看见。散会之后,大家往外走,只见父亲下了主席台,径直走到赵少侯旁边,当着众人的面,站下来,并不看赵少侯,扬着头,眼睛看着前方,双手柱着手杖,慢慢地说:“少侯啊,听说‘白魁’刚开张,尝去!”“白魁”是东四的一家老字号小饭馆,会做几样独特的风味菜。父亲的意思很清楚:咱们还是朋友!

　　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,他改编并自导自演过父亲的着名小说《我这一辈子》,和父亲也是多年的好友。他爱模仿父亲,学他打拳,学他走路,学他说话和抽烟的姿势,并常常用在自己的表演里。可惜的是,1957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,被打成“右派”,以后便由舞台和银幕上消失。有一次,父亲突然听说:石挥由上海到北京,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,不愿见人。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,让他千方百计要把石挥找到,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,邀请他赴宴。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石挥找到,向他说明了来意。石挥不肯答应。最后,秘书长只好摊牌,说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。石挥欣然从命,跟着上了车。先到父亲家,父亲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,让他看花,看画,看猫,说了好多笑话。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,痛痛快快地听父亲的安排,到出门上饭馆的时候,已经又开始不自禁地学父亲了。只见他们两人,一前一后,一步一趋,走得一模一样,引得过路人都停了下来,抿着嘴笑。

　　父亲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大媒。吴、新结婚那天,父亲以女方家长身份当了主婚人。1957年之后,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,新凤霞也受了牵连。一天,父亲碰见了新凤霞,知道她处境很困难,便把她叫过来,悄悄地问:“给祖光写信了吗?”凤霞说:“没有。”老舍说:“不行不行!一定要写!每天写!一天一封!”凤霞听了不好意思地说地说:“好多字不会写。”父亲说:“正好让他给你改嘛!”

　　吴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,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父亲相遇。父亲把他叫住,拉着手问:“什么时候回来的?为什么不来看我?”硬拉着祖光回了家。两个人谈了一会儿,父亲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要祖光看。原来这张画本是吴祖光的藏画,是齐白石大师画的一幅白玉兰花。在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,新凤霞生活窘迫,又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在家里张挂这些字画了,便一赌气,把祖光的字画全部变卖了,其中就有这张画。可巧,父亲在荣宝斋观画,店员拿出齐老人的那张白玉兰要父亲鉴赏,父亲很喜爱,便买了下来。到家他细一看,发现画轴后面有题字,原来是吴祖光的藏画。父亲指着这张画对祖光说:“这是你的画,我把它买下了,留着等你回来再还给你。”

　　祖光语塞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　　父亲又说:“我很对不起你,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!”

　　祖光的泪落了下来。

　　祖光请父亲在画上写几个字,以资纪念。父亲提笔在绫圈上写下:“物归原主矣老舍”。

　　这张奇妙的画后来不知怎么样居然躲过了“文革”的大浩劫,一直保留了下来,只是父亲在棱圈上题的字已被损坏。画本身经过裱画师刘金涛的处理,整旧如新,高挂在吴、新夫妇的客厅里。每当有人问起,主人都会含着泪把上面的故事诉说一遍。新凤霞的结论是:“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!”